张永江，历史学博士、博士后。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（JSPS）外国人特别研究员、东北学院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；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“清史研究所”副主任；楚天学者、长江大学特聘教授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专家。 在《民族研究》《世界宗教研究》《满族史研究》（日本）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以中、日、英文发表过明清史、民族学、考古学诸领域学术论文、译文近百篇；独立撰写、合著《清代藩部研究》《蒙古民族通史》《清史百年学术史·边疆民族卷》等学术著作多部。主编有《晚清廉吏阎敬铭手札》（2018）《庚子信札整理校释》（2021）。精通日语；研习过俄语、蒙古语等语言文字。学术专长为北方民族史及蒙古史，清史，清代边疆民族史。
学界公认，与元朝相比，作为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建立的王朝，清朝的统治无疑更为成功，但对成功原因的解读却因人而异。而清朝制度化的国家治理，无疑是成功的重要原因。清朝起自边疆，也更加重视边疆。根据清代国家的结构特点，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。它包括两个部分：一个是分权性质的藩部制度，即通过理藩院＋盟旗，分割治理，学术界的研究比较充分；另一个则是集权的军府+府州县模式，挤压藩部的政治、地理空间，推进国家治理一体化的进程。后者的关键是体现行政权力分配的官缺，特别是管理边疆的满缺制度。 满缺即旗人可以出任的官职。涉及京内京外、文官武职的各方面。是清代身份政治的一部分。相较汉人，满人整体上优势明显。不仅位高权重，而且文武互补。尤其是边疆地区，重要官职几乎全部是满缺，包括军府长官、驻扎武官、府州县官及沿长城地带的行省官员。“满洲无微员”。这一方面体现着“首宠满洲”的政治垄断，另一方面也是“人地相宜”，有自身的任官优势。因而在清代的边疆治理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。
